大模型像“文科生”？业内人士在沪“论战”

记者：改革本身只是个中性词，具体往哪个方向改似乎应该更加明确一些。

还有一个为所有中老年人所担心的就是养老。大多数中国人目前都在担心自己的晚年生活。

五、二级分化是造成消费乱象的重要原因 经过多角度分析，应该可以看出，中国的消费确实存在问题，但又如何解释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中国消费狂潮呢？ 答案是：中国确实是有钱，中国确实有许多有钱人。人均年收入2014年为47710元，夫妻共95420元，买一套100平米住房要花费32年全部收入，去掉生活开支要50-60年。央行2013年第2季度储户网络问卷调查显示，约46.2%的居民偏向储蓄，其中不乏年轻的上班族，他们储蓄的动因就是为了养老。以上海为例，1978年职工平均月工资56元，年工资672元，1992月度356元，年工资4273元， 2014年月度5380元，年度64560元。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中国家长的传统价值观。

消费里面还分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这方面的数据细分，国家统计局没有公布。瑞士信贷银行最近发布的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拥有5000万美元以上的有7600人，100万美元以上的118万人，这个数字有点低估。但仍可能存在相当多的市县,如何努力也难以达标。

正是这些弊端与百姓日益高涨的预期出现了差距,最终引爆了法国大革命:彼时法国人民追求财富的欲望高涨,政府和国王却出于战争等需向民众大肆举债,而财政管理上却没有好办法。尤其是中国经济走到今天,对金融依赖程度日益增加,很多企业与地方政府杠杆率也非常高。当前中国经济杠杆率更高,房地产与出口增长引擎基本上全面熄火,新增长点迟迟没有出现,房地产泡沫更有破裂可能,原来可用的很多降低坏账率的手段空间已大幅度缩小。在此期间,通过增加中央财政救助、完善社会保障甚至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等措施来尽力减少震荡当然至关重要,但实现有效的改革预期管理亦不可或缺。

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中国金融业曾出现杠杆率过高、银行坏账激增的情况。也需要充分提示改革可能带来的阵痛,让社会做好思想与行动准备。

也只有这样,才能在取得包括既得利益集团在内的全社会各阶层对改革支持的同时,提高大众对改革可能面临困难、僵局乃至于重大风险的容忍度。正是因为狼一直没有来,思维可能被麻痹,行动上缺乏应对,当狼真的来了时就会措手不及。而一旦通过打破刚性兑付,严格金融、财政纪律终止了这种庞氏游戏,利率水平将会大幅度下降,甚至还可能出现通缩。政府应通过区段征收式土地改革,允许人口流入地的城郊村村民来为流动人口建设可支付的市场化出租房,拉动建材、钢铁、家电等产品需求、有效增加城市劳动力供给,并为被改造地段教育、基础设施融资。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陶然、北京大学教育财政研究所教授 刘明兴 来源：大众日报 进入 陶然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底线思维 。此时,与其继续通过一次次刚性兑付去掩盖矛盾,不如让各个小矛盾先单独爆发,然后通过有效破产、清算、再融资与适度救助去降低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最后实现总体风险可控。考虑到日本房地产泡沫崩盘后国债比例过高给经济恢复带来长期制约,社保体系也有相当缺口,不应过高估计这个空间。在地方债问题上,地方债市场需要有效约束地方的过度建设倾向。

去杠杆必须要解决资金链断裂后的刚性兑付问题。不过只要稍微有点社会科学知识,就应该知道,不能仅依据历史去预测未来。

即使去杠杆后短期增长下来了,但低利率也会让那些真正有发展前景的产业、民企获得有效信贷支持,甚至还能为房地产业有效重组、逐步恢复健康创造条件。要加快地方国企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一方面实现较高价格的资产变现与还债。

但二十年后再回顾这个过程,可以发现在一些东欧国家如波兰、捷克,不仅改革策略较为明智相对有效,而且因为与民众沟通较为充分,百姓在面临改革阵痛时也就表现了较高的容忍度,能配合政府推动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新常态的提法就是一种预期管理。一种常见、往往也是迫不得已的策略,是等到现状足够糟糕从而更容易凝聚共识时,再开始打破刚性兑付。充分估计中国金融、经济体系面临的系统风险,要求改革必须建立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为此,中央应在全面摸清所有地方债务、资产情况的前提下,设定相应发债标准与条件,首先选择符合标准的市县(而非省)全面公布其资产负债,然后推动市场化、有差别利率的地方债发行。这些改革,都有助于在保基本运转(体制内稳定)、保基本服务(体制外稳定)前提下,调动地方开源节流的积极性。

不妨考虑一下按照上述措施去杠杆后中国金融体系与利率的变化情况。另一方面,加速民营化有助于防止民营资本外流,巩固地方税基。

而对没有达标的市县,在达标之前不允许发行。但当时该国也确实存在以下三种弊端:官僚主义行政集权、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

但现在看来,全社会对未来可能的风险和调整仍明显估计不足。底线思维要求改革必须防范底线场景:即经济、金融风险出现整体性失控。

而降低改革政治约束的一个有效方法,是不断通过行动去处理个体风险,从而最终降低总体风险。一旦有效去杠杆砍断了地方政府与国企不断从金融体系吸血的渠道,坏账虽在短期内会有显著增加,但系统性风险会减少,利率反而会真正降下来,甚至直接逼近零利率。实际上,中国也吃过对改革预期缺乏有效管理的亏。对这类市县的投融资平台,该破产清算的必须破产清算,同时要严控地方包括经常性支出在内的各类支出。

不幸的是,当大革命中资产阶级与平民协力推翻了王权后,法国却迎来了一个更加专制的社会。当然,其中部分市县经过诸如国企改革或政府资产变现等方式降低负债率并达标后,可允许发行地方债。

政府既需要通过良好的机制设计来逐步凝聚有效改革的策略共识,在改革中尽可能通过做大蛋糕并合理分配的方式减少阻力。  开源节流、储备过冬 未来几年,各级财政收入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甚至出现负增长,而经济下滑却要求政府增加支出,包括社会保障支出,救助银行、企业乃至下级政府的支出。

换句话说,考虑到严重产能过剩、考虑到绝大多数行业回报率都远低于当前市场利率,现在还敢在虚高利率上去借钱的主体,都基本上是不打算自己还钱的,都是指望政府或中央、乃至全社会来为其不负责的借贷行为买单的。政府必须从现在开始就想尽办法开源节流。

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独联体不少国家,则因过快推动未经审慎评估和公共政策辩论的激进改革,更没有对民众的改革预期进行有效管理,社会各阶层在经济下滑后很快对失去信心,甚至开始反对改革。在其他领域,各级政府也有很多节省开支、提高资金效率的空间,如教育、医疗(包括医保)支出、三公经费、压缩低回报基础设施建设,外汇储备审慎投资等。伴随着1980年代中期农业和乡镇企业快速增长,政府一直在不断宣称改革的惠民作用,而没有提示改革可能带来的成本。但底线思维并非消极防范,更不是通过过度宽松货币、财政政策去加杠杆。

这势必增加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政府必须积极推动那些资不抵债、无挽回前景的企业破产重组,允许不少理财产品违约,允许部分信托机构、担保公司倒闭。

若非采取果断措施去杠杆,加上国内民营企业发展与出口形势较有利,情况肯定会更糟。  虽然狼来了的呼声不断,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狼还一直没有来。

只有满足这些前提,中央才考虑给予一定救助,而其主要目标也应该是防止相关银行机构倒闭并带来社会不稳定。现在的情况,与文革后大家都基本一无所有,以及上世纪末虽坏账率高、但经济整体杠杆率仍较低的情况,都很不一样。